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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乾坤

【 作者简介】 丁岩妍，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讲师。研究领域：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国际组织文化研究。

【 摘要】 本文内容根据“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讨论记录，整理提炼并加以总结评述而成。围绕着“社会科学科学性”这一议题，本次会议的受邀学者分别从人类学、哲学、文学研究等经验事实出发做了主旨发言，随后的讨论更将主题不断拓展并丰富，勾勒出解决“社会科学科学性”问题所必须涉及的相关子问题谱系，构成了后续论证探讨此问题的理论支撑。

【 关键词】 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知识论；客观；信仰

【 来源】 《文化遗产研究》2017年总第10辑。

圖

未名湖

丨视觉中国

【 续接上一次推文】 丁岩妍丨社会科学范式建立的可能性与条件——“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研讨会评述 （上）

2016年11月5-6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协办的“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哈佛大学和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的五位学者，分别从人类学、哲学、文学研究的经验事实出发，围绕“社会科学科学性”这一高度理论化议题做主旨发言。来自民族研究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昆明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同济大学、兰州大学及西南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与会者就五位学者发言所涉及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实体”、“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能否在社会科学中寻求普遍规律”、“语言描述客观事实的可能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坦诚、激烈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讨论主题涉及社会科学的基本主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定位与差异，及其背后所蕴涵的哲学背景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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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义“信仰”与“宇宙观”

蔡华的主题发言 [1]以一个政治人类学比较研究案例为基础展开其对社会科学科学性概念的阐述。他强调会议设置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经验的个案来展示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条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被严重质疑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核心概念没有公认的定义，包括社会、文化、亲属关系、政治、宗教、经济等等。他试图在建立了一个社会科学普遍理论（见其著作《人思之人》）之后开始解决每个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其研究工作从亲属关系开始，进而推进至宗教和政治领域。在美国常见的“政治正确”、中国的“讲政治”、“政治挂帅”这些词汇中，“政治”含义并不相同，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了解与政治相关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研究应当从事实出发，探究“政治”这一词汇的本质。他选择美国和朝鲜两国的宪法做以比较研究。宪法是政治学者、政治人类学者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和逻辑核心。如要探寻政治安排的本质特征，宪法是最好的选择。

北京大学 蔡华教授

摄影丨小鹏

围绕着蔡华发言中涉及的“信仰”、“信念”概念的定义、外延等问题，与会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杨煦生首先评议，他认为蔡华提出并制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定义，将之放在权利和权力的从属关系上讨论，对现代政治而言是一个明晰的表述方式。案例选择具有非常清晰的分类意义，对照讨论了现代民主政体和集权制国家。他认为蔡华在此研究中关注权力分配模式及其引申的从属关系，并为政治做定义，因此讨论政治学中的权力来源及其合法性来源十分必要。此外他提出疑问，民主政体宪法中是否存在“上帝”的字眼，这是否意味着其宪法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自然法则、上帝的意志？集权国家的宪法中是否有准宗教之类的表述？

赫兹菲尔德直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信仰（belief）都是信念（conviction），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认同宪法与信仰无关，而与信念有关。政治中的狂热行为通常是一种令人尴尬的表演。他认同蔡华关于社会价值观的判断，但他依然认为社会价值观与信仰无关，而与信念有关。谈及宗教概念，他认为宗教不是信仰，而是一种宇宙观，是一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解，是一种知识形式而不是信仰。知识是一种科学，而信仰是一种精神状态，更准确的说是宇宙观和政治宇宙观。同样，政治与信仰并无太多相关性，它是人们投入大量时间在制定并实施战略，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相信他们所言的内容，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他认为宪法使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宇宙观。那些自称为“直接宪法者”的美国共和党人装作理解宪法的真实含义，多数人并不真的相信，而是将宪法视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作为口号中的有力量的证明。人类学家研究文本，但是更关注行为和文本的一致与差异，关心究竟是谁在使用宪法做为语言工具。

蔡华回应，此研究目前以文本为基础，并计划前往美国完成田野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本的研究没有意义。举例说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规定（肯定的/否定的），没有政治家敢于公开宣称自己不坚持宪法，因为他们被迫要遵守宪法，这就是政治从属关系是强制性的证明。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历史关键事件的日期往往都有很多版本，但这对于文本的重要性和稳定性并没有影响。他又分析了“惯例（convention）”和“信念（conviction）”两个概念，认为惯例是约定俗成的规定，但并不确定是否具有强制力，宪法具有强制力，并具有真理性，一旦发生信仰变化或者利益变化的情况，才会进行修宪。

哈佛大学 Michael Herzfeld教授

来源丨www.the101.world

赫兹菲尔德坚持认为，除了在类比的意义上，信念或信仰不能被分析。在民族志经验主义层面上，研究者没有办法直接触及信仰的状态，这是在信念之后的状态。对词义不加区分会使研究局限于原因分析，最终会损害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计划。信仰无法触及，也无法证明，而信念正好相反，信念才是人类学家应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蔡华解释认为，宇宙观（cosmology）与信仰有同质性，宇宙观由信仰构成。人类学家认识了田野中的很多知识，但是并不清楚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实体。

徐新建总结认为，讨论已经渐入佳境，几个关键词汇反复被提及。他认为蔡华贡献了一个关于政治的定义，通过案例将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常用的、却没有被正确定义的词汇进行重新界定，此定义有待深入广泛的讨论。蔡华从具体案例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讨论，进而分析研究对象的实体，政治背后所蕴含的强制性从属关系决定了人们的行为，统治与被统治，赋权与被赋权。研究案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找到对象实体，可以建立政治研究的理论体系。蔡华从亲属关系研究的体系出发，开始进入政治领域的研究，进而试图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知识体系。因此，分析和比较两个案例国家宪法并不是蔡华研究的目的，这一研究过程的意义在于探寻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实体和基本规律，同时也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进一步迈向科学的目标。

五、人类学的知识论背景与语言局限性

马力罗 [2]的主题发言题为《科学的多元统一——一个永不满意的学科对知识论的贡献》 [3]。他从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梳理了“科学”观念的哲学基础，认为人类学比任何一种社会人文科学更能够反映不同文化间的关系（从殖民自治运动到全球化），及其哲学与科学思考的深远变化。人类学反思了科学的基础，设定了争论的前提，以此来讨论知识的科学地位及不同学科间的关系。现代科学建基于天文学与物理学提供的经验和理性的知识，并以认识论的原则为基础发展壮大。这种认识论来自于培根归纳逻辑的模型和伽利略对观察、实验和数学的综合。它们被系统地形而上学化是由于笛卡尔的哲学，即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并把知识的因果性联系当作一种呈现。

他认为传统人类学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的正统观念，包括：单一确定性的科学方法，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分离，寻找方法剔除主观性，以及神秘的真理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观察是中立的行为，既不能影响客体的意义，也不能干预理论分析的过程。因此，交往的主观性被消除，转化成一种以定量为主导的分类和命名体系。科学被定义为一种基于比较和总结归纳的命名知识。而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的发表（1967年）显示了民族志不但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更成为一个认识论问题。它揭示了主体对象化的人为转化过程：既作为一个被认识的要素（个人、社会、文化），也是一个认知的行动者。马林诺夫斯基的经验证实了主体与客体的摇摆性，在纯粹自我与经验主体自我、中立与融入等事情上也是如此。它在经验上质疑了科学基础决不妥协的分离原则。随后的阐释人类学需要去解决在主体、方法和客观化之间的本质的不对称。格尔茨认为，只有在知识论分析的阐释中，民族志问题能够产生人类学的知识，因为它包含了源于不同领域知识的解释。

意大利人类学家 马力罗（ Roberto Malighetti）

反观科学发展历程，他认为当代的科学呈现出一个不确定的复杂世界图景，因为客体是非绝对的、非固定的。科学的客体并不能脱离认识主体的作用，主体不可避免地产生改变客体的变量。科学的客体是人为的构造物，是架构和形塑的标准化过程的结果。那些经典科学视为永恒、固定和真理的东西，实际也是变化和不稳固的。牛顿力学声称的普遍性被相对论的认识所取代，这不只是在物理学世界，在社会和文化中也同样如此。田野成为建构意义的象征性场所，是一个通过语言和时间能够发现意义的人文经历。它依赖于人类学家和访谈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对话和实际的交流。

他认为人类学向解读学的开放使得它可以克服客观化的实证主义形而上学。它以不确定的模式重塑了真实性问题，转移了理解问题的本体论层次。那种实证主义的、现代科学概念下的主体已经被打破，主体在自然和文化世界的建构过程中成为主动的行动者。

他呼吁，要“把科学从真实的领域中解放出来，把真实从方法的领域中解放出来，知识论的问题被置于伦理和政治领域”。历史和语言学的真实取代了作为表述的真实及其法理性关系。知识的全面性和事实的多义性废除了总结和经验的标准。他认为研究者应当继续在本体论上建立自己的知识和角色，其任务是以科学的大众语言来重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若要实现研究者物理性身体的在场和民族志参与的综合目标，路径只能是分析性的和解读性的。人类学家解构知识的科学地位，质疑对话的内在科学性，这就是人类学独特的学科交叉性与实践性的特点。

围绕着上述发言中涉及的“科学与知识论”、“语言局限性”以及“知识传递中的模糊性”等问题，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赫兹菲尔德评议认为，马力罗引用了很多哲学家的观点，试图说明人类学的知识谱系。但人类学家的认识来源于田野工作，而不是概述哲学家的观点。马力罗也讨论了昨天曾涉及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角色问题，关于事实的理论实际上从二元论中拯救了人类学，使用参考性的科学语言是危险的，也是非文化性的。社会科学家时常引用大量的参考文献，但没有独立的思考，这种做法遮蔽了事物本身的属性。知识来自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之处，这是继续研究的前提。

马力罗认为，如果要讨论知识论、科学与知识论的关系以及人类学的科学性问题，就一定要使用知识论的语言；要创造出一种方法，就一定要预先做出知识论的准备。主体、方法、对象不仅是哲学和科学问题，也是非常实践性的问题。不经过假定、否定、分类、认定、等质化的过程，就无法获得普遍理论。在思考科学间的差异时，更应该关注主客体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知识。

杨煦生高度评价马力罗教授的发言，认为它在哲学的广度意义上基本涵盖了与科学相关的主要哲学思潮。这可以称为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或者其他精神科学对科学进程的贡献。伽达默尔曾经说“理解意味着同行”，如果从和科学相关的所有哲学来理解科学和科学观，伦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研究角度。当涉及到哲学对科学观的影响和交互性的时候，“理解”问题是一个重要层次。

在回应如何看待自然科学家不断突破不确定性并将之视为发展过程的问题时，马力罗认为，人类学是一种田野工作，并因此成为科学。科学一词是建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之上的现代概念，如果将特殊性纳入普遍性，特殊性就将消失。人类学研究特殊性，努力在很多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科学一词的现代概念并没有纳入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成果，没有考虑到个体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将这种关系作为理论的前提类型，民族志和人类学之间产生分裂。对现实的认识由语言、理论、历史所决定，能使自己成为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就是通过预理解，努力通过同对话者进行谈判而获得普遍理论。通过持续的工作，通过一致性，观点能够得到证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一致性来验证。如果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忽略了特殊性，这将使世界多样性的展现受到限制。现象和实体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类学家通过对局限性的理解进而研究现象，知识就是局限，它意味着能够认识什么。人类学家通过局限性来完成田野工作。通过身体的感官获取知识，使用的是独特的科学语言。

在回答民族志中是否存在不确定性问题时，马力罗认为，如果没有人类学家的到来，就不存在田野，也不存在信息人。人类学家使用人类学语言，将对话者的话使用一种科学语言解读出来才能将这些信息介绍到人类学界，这就存在一种不确定性。

蔡华对此问题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马力罗提及的人类学语言（anthropological language）应该是指话语（discourse），而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应该使用一种自然语言（nature language），只做描写而不包括任何话语（discourse）。就像字典中的释义一样，人类学家也通过描写来介绍现象，任何语言都可以做出这样纯粹的描写。蔡华也反对格尔茨关于解读的看法，人类学家不应该解读，而应该根据当地人的解释进行描写，通过分析寻找社会或机构运作的机制和规律。解读将会使研究者对确定性一无所获。

马力罗《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研究》中文版

在回答“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模糊性是否是人际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特点”的问题时，马力罗认为，人类学家在进行语言翻译的时候需要决定选择哪个词语作为对应，需要了解语境背景，赋予词汇意义。这不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是一种使用。使用者需要将其与现实关联起来，与田野工作关联起来。他坚持认为并不存在纯粹自然的语言，使用语言来表达就使其成为解读者。语言就是对词语的解读，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局限性就是词语的局限性。

蔡华承认语言有局限性，但是当人类学家开始描写，就是在不断突破局限。例如纳人不同代际的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没有丈夫和父亲，因而不能将之称为家庭，汉语中没有词汇能够指称它，因为汉族社会没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并不妨碍对它进行准确的描写。语言不是一种限制，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使西方学者陷入一种不可知论的陷阱之中。

马力罗认为与蔡华教授希望去除模糊性相反，他希望与之共存。他认为科学观永远是不确定性的，变化的，不断接近理论上的真相，这是研究的动力。研究者对萨满的认识永远存在模糊性，但是萨满自身的行为并不存在模糊性，他们有明确的一神论观念体系和逻辑。

在回答“语言局限性能否通过长时间田野工作克服”的问题时，马力诺认为人类学家通过语言交谈来进行田野工作，语言、词汇是工具。不存在一种纯粹的语言或词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都有不同的语言。像“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这样的学术词汇有太多统治阶层、社会进化和西方殖民者的观念意识。

蔡华认为，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时和进行描写时都要使用非学术性词汇，也就是在任何语言中基本无差异的基础词汇，例如母亲、女儿、儿子等等，而且也时刻注意分析这些词汇所对应的社会事实是否具有一致性。这种纯粹的描写不包含任何学术词汇，之后再使用学术词汇进行分析，最后做出结论。

六、“精神科学”与学科三分法

杨煦生教授的主题 [4]发言围绕着科学概念的德国学术史来源展开，并进而探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学科三分法系统合法性问题。他认为本次研讨会将对社会科学的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性，对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合法性的追问和审查，设置为核心议题，具有高度学术价值，能够成为学术界自我反思的力量。与社会科学并生的“精神科学”（中文表达常被称为“人文科学”并不准确，需要讨论）概念源自十八世纪的德国学界（与其并列的还有历史科学）。

北京大学 杨煦生教授

回到科学概念本身，德国百科全书（1994年第19版）中关于“科学”的概念为“一个时代的，关于认识和经验的人类知识的总体，它们是被体系性搜集起来，受到呵护的、被传颂和被传承的”；另外一个关于科学概念的表述来自于一本布尔（东德时期掌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东德科学院院长）主编的权威科学词典（1975年第11版）——“科学是关于自然、技术、社会以及思想的本质特征、因果关联和符合规律性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概念、范畴、尺度、测量的规程、规律、理论和假设的形式被固定”。他认为科学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具有可共享的意识形态价值。

对于科学（或者科学观）的范式的问题，他认为科学霸权地位在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15-17世纪）的形成、风貌、规训与方法论的要求，存在着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根源。这是科学在与社会和时代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其次，对于“科学”一词既简明又模糊的描述就是韦伯关于“祛魅”和“理性化”的概念。韦伯使用“祛魅”这一极为文学化的方式来描述整个近代的理性化过程。“祛魅”针对传统有机论的世界观被终结以及宗教神话被理性化，“理性化”更多侧重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利润成本、效用等经济概念的来源，这两个概念对科学和宗教的研究具有明晰作用。由于理性化的普遍进展，科学观的形成、定位及其普遍有效性诉求在整个现代社会越来越明晰，古典主义的科学观将科学理解为知识体系。今天被视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巫术、迷信以及中世纪的炼金术，在当时的时代是一种自洽的事物，不同的古典医学体系亦是同理。对待中医的态度是因为忽略了古典科学范式与现代科学范式之间的根本差别，现代科学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有不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他提出在探讨科学的时候不能忽略古典时代的科学宇宙观，生命观。在古典时代，多种科学观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并行不悖，自成体系。所有问题都来自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尤甚。在现代化运动中的首屈一指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民主，而是科学。1929年的废医运动以及1950年代对中医的改造就是最好的案例，尽管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相差甚远，但却有着相同的科学价值观。区分了古典和现代的科学范式之后，科学以及科学准则的根基、方法论基础、边界更加明晰。

他进而谈及“精神科学”的学术史起源，狄尔泰将精神科学解释为“精神的圣灵学”，是一种理性的神学，是神学走向俗世的第一途径。这意味着基督教神学与现代知识体系的一次联手，也是哲学家们使用古代圣灵学概念来抵制强大的自然科学标准。精神科学与同时期的历史科学、历史理性，以及后来的社会科学的开创者涂尔干和韦伯，再到新康德主义全面继承者卡西尔，这是欧洲一脉相承的传统，不断动用传统资源来冲淡或者消解现代主义的毒素。狄尔泰列出两种知识准则，一种是解读性的的、说明性的，中性的；另一种是理解性的，主体性的。其哲学体系中的这部分内容奠定了生命哲学基础，把所有精神性的活动及其成果，与人自身的生存状况重新连接在一起，狄尔泰提出精神科学（包括历史学和心理学）是为了将哲学引向生命和生活。

杨煦生认为按照学科三分法的标准，以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应该以严谨的方式向自然科学靠近，明晰的科学性应当得到强化；而包括哲学、神学、宗教学、艺术、文学等的精神科学应该有一个学科自证的过程。

蔡华教授和 杨煦生教授

他认为关于物理自然世界的所有观察、实验、论证和假说必须是实证性的，对确定性的追求本身不是问题，这也是科学能够代替神话式世界观的原因。对于神话来说，世界可以是一个故事，而对于科学来讲，世界必须是一种知识。对确定性的寻求更多是一个价值问题，是为了让生活得到根基，因此世界必须是可以理解的、有规律的；同时世界（自然、心理等等）也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和未知，挑战原有认识，任何假说都存在限定范围的有效性，某个历史语境、文化语境或某个时段。他高度赞扬社会科学对确定性的追求，这在学理上具有高度合法性。但在物理意或者社会意义上都存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追求确定性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他认为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应该在社会科学中成为一种方法自觉。科学活动不能为生命设定意义，应该允许其有模糊性。在精神科学层次上，每个学科亦有责任进行自我确证，其学科价值不在设立规则，而是建立意义。

蔡华认为杨煦生在发言中介绍了关于德国学术系统的知识，展现出深厚的学养。科学概念是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之前没有关于科学的概念。狄尔泰关注历史和心理，其研究倾向导致人类学界产生错误的研究路径，当时人类学家认为只有“钻进土著的脑袋里”才能了解他们的想法，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探究社会科学如何能够成为科学，除了探究历史，还需要通过个案的研究把现在社会科学的内容重构。学术史上的这些学者都没有提出过社会科学研究实体问题，杨煦生的发言是从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视角展开。正如韦伯关于研究立场中立的论述，社会科学并不关心生活的目标，亦不做价值判断，只想认识社会现实的实际情况。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文化科学是“研究文化的科学”，这里指称的是研究的对象。

马力罗认为杨煦生对德国哲学学术史的梳理解释了意大利和德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滞后的原因。意大利的社会科学研究非常短暂而且具体，时常陷入在哲学知识论的体系之中，而忽略实践性的研究。蔡华和格尔茨一样令研究者重新思考已经习以为常的问题，问题远比同意与否复杂得多，需要在工作中重新思考。

四川大学 徐新建教授

徐新建认为讨论层层深入逐渐接近会议的主题，讨论过程又揭示出新的问题，这种不断深入的理解能够逐渐导向最终的目标。他强调杨煦生的发言将三个领域都称为科学，同时使用“毒素”一词对统一强势的科学体系对当今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做出质疑或挑战，暗示出对强势的科学话语保持距离。在学术历史的梳理中存在学科分类的问题，科学是一种方法，可以研究一切内容，包括神话和宗教等等。蔡华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规范研究对象实体，寻求确定的规律。蔡华从亲属制度研究开始跨界到政治学，希望政治学从词汇、对象、体系、范畴整个系统都进入科学，人类学只是一个研究切入的角度。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统一性，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是科学。因此，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就是科学在社会领域、精神领域和自然领域的体现。科学可以研究艺术，可以研究宗教。他认为蔡华的学术目标是可实现的，是一个学科领域的重大问题。但是科学只是人类实践的一种活动，人类知识的一种方式，在科学之外，还有并列的两个领域：艺术和宗教。研究者可以使用艺术的方式来处理科学，从宗教的方式处理科学。在这种包容的意义上，很多争论可能被化解。

电子科技大学 谢梅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谢梅教授认为会议的主题是一个关于知识和知识体系生产的问题，科学比较中肯的定义是“成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通过身体获得、通过语言表达，让人联想到道家“目击道存，不言而喻”，现实中最丰富的思想是无法表达的，任何的抽象和概括都是对思想的偏离。从道家的思想来看科学观念，这种反思具有批判性，社会科学从抽象的意义上可以成为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言一直在提示历史的重要性和抽象的危险性，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应该如实呈现这种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上世纪初已经引发巨大人类灾难，科学的价值值得反思，因此后现代对当代现实的批判是有意义的。她提出，除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自然科学中的人性问题同样值得反思。

刘海涛编辑补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过分夸大不确定性的危害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其学术危害在于无形中降低学术求知欲；而社会危害在于，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他者被置于被动消极的地位，愈加边缘化，是一种隐性的后殖民主义心态。

结语

在社会科学史上，关于“社会科学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的讨论是一个崭新的议题。会议设计旨在邀请与会者或者以自己的人类学田野实例为基础就社会科学中的某个领域的核心主题进行概念化尝试，或者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观。蔡华在《人思之人》（法国大学出版社法文版2008，云南人民出版社中文版2009）中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实体、作为普遍理论的信仰理论、观念存在论和科学的广义定义等问题，许多国外学者曾经做出了重要的评论。然而，由于在会议之始对这个这种新科学观未进行必要的介绍，同时，由于会议主题蕴含的问题是：“人类学是否能够成为科学？”于是，一般而论，人们对“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这个会议主题，只能理解为这里涉及的科学只能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科学观。

蔡华《人思之人》 中文版

因此，与会者实际探讨的是他们认为在科学时代人类学研究至今仍然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表明他们的立场。通过主旨发言及其后坦诚深入的讨论，涉及的主要议题有：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实在性的辨析、中国学者提出的关于科学的三分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核心概念的广义“信仰”与宇宙观的辨析、社会科学研究是否能够获得普遍性、获得普遍规律的条件和方法、人类学不可避免地只能使用自然科学知识论的观点及其哲学背景、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描写功能、德国学界对科学的三分传统问题，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与会者在部分议题上达成共识：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中先于一切要务之要务、广义“信仰”是构成“宇宙观”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有条件的普遍性、任何给定的语言在认识的过程中具有抽象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完成对任何异文化的描写，以及克服语言局限性的方法。至于会议中提到的“社会科学研究获得普遍规律的条件和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实体的性质”等问题，讨论未及深入展开。

这次研讨会充分践行了科学活动中的民主精神，与会者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坦诚深入地交换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意见。同时，该研讨会也出现了学术研讨会时常出现的典型现象：对核心词汇的定义与用法存在分歧，如关于“广义信仰”的概念和用法，就是在几轮反复开诚布公的反复讨论之后，大家才逐步相互理解并部分地达成共识。科学事业正是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逐步发展推进。

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为正式回答下列问题“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成为什么样的科学？”作了必要的铺垫，勾勒出解决“社会科学科学性”问题所必须回答的相关子问题谱系，构成了后续论证探讨此问题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这些相关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期待后续会议能够将议题延伸至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具体经验案例，开启社会科学在其各个领域结构化的全面讨论，共同促进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的成熟。本次会议作为系列会议的序曲，为我们预告了令人期待的后续交锋。

【 致谢】会议翻译得到西南交通大学王苑媛博士等的协助，特此致谢！

[1]蔡华：《政治的定义—— 迈向政治的普遍理论》，会议提交论文，2016 年10 月。

[2]罗伯托- 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 ），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ilano-Bicocca ）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访学教授。

[3]Roberto Malighetti, The plural unification of sciences——The epistemological contributions of a perpetually dissatisfied discipline , 会议提交论文，2016 年10 月。

[4]杨煦生：《精神科学（Geiseteswissenschaft ）的重新审察》，会议提交论文，2016 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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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乾坤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编辑：小鹏

制版：公子誉

终审：徐新建、丁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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