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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知行合一

前一阵子，我在这里发文说，知行合一是扯淡。这两天，又说及德鲁克如何如何。给人的感觉也许是，在下就是个泼皮另类，故意要耸人听闻。也许是，也许不是。Who knows？！

我也无法知晓看这个公号的人群构成是怎样的。而且也不在乎。我这里只是有感而发，只记录自己的随时感悟（and I could be wrong any time），不上赶着取悦任何人。名义上5000人的关注，实际上每天也就百十人真正看。爱看不看，不看拉到，敬请随时取关哟。有三五同好足矣。没有也可以，自娱自乐也是极好滴。就算是给自己办一份报纸，想看啥看啥。

国外学术界投稿有很多技巧。我在顶尖期刊只投过一次而且被拒，因此其中的乐趣与黑暗知道的不多。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要去悟。在这种靠经验摸索的相对程式化的活动层面，知行合一也许有用。但如果一个期刊每天换领地，换风格，换主编和编辑团队，知行合一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对于成熟有规矩的一个期刊而言，一个诀窍就是，如果你认为你们领域（尤其是在重要期刊当reviewers的学者）谁对你的文章可能最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甚至反感态度，你就在文章的致谢部分或者封面前端清楚直白地感谢他们对你此篇文章的详细评论和建议，管他看过没有。

这样，主编或者分管主编为了双盲评审过程的严谨和避嫌，就不会把你的文章送给这些人评审。当然，如果主编很希望把你的文章迅速宰掉，就可能故意送给这些人，不管你是否提及。Jay Barney & Bob Hoskisson (1990) 是最早的怀疑Strategic Group存在的学者。主编拿到Strategic Group的投稿，如果不喜欢，直接送给他俩就行了。

国内咋样？完全不知道。从来没在同行评审的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过任何东西。也没给任何期刊评审过文章，当然也没给任何管理学同行的working paper提过意见，也没跟人合作过中文的文章。

大半夜收到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来信，让我看看他最近的关于“知行合一”的工作稿。老兄知道我的来历和偏好，闲云野鹤。何况，他这身份和地位，估计到哪儿都是绿灯，不需要啥诀窍。而且，他也知道在下不在诀窍魔法管辖范围内，因此跟本无需在我这里浪费时光和精神。但还是把文章给我看，在下真是要感谢信任和提携。

本不打算回复，因为没啥好话可说。也想用微信语音回复。那样直来直去，立竿见影。很爽。原先说过，这么多年，我也只有一次经历，有同行给我的working paper提建议。1995年Raffi Amit远在UBC给在罗德岛的我打了20分钟电话，哐哐哐，稀里哗啦。搞定。挂了。

后来，除了自己的合作者，再也没有给别人看过paper，也没给人看过自己的paper。就这样一路20多年混下来了。

仔细想象，还是有些话要说，干脆在俺的自留地里发泄。也顺带给学长一些反馈。来而不往非礼也！

关于知行合一的一些胡乱思考，不分先后顺序，想哪儿说哪儿：

1. 知行合一，对于某些专业性很强（paradigmatic）但路数相对固定的（Stable andPredictable）行业中的实践者而言（尤其是手艺人，比如某些人鼓吹的需要1万小时弄熟），可能是有用的，甚至值得提倡的。不能不知所云，不能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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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高的行业或者决策情境，知行合一可能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学长比较了Peter Drucker和Jim March，但落下了Karl Weick。很多事情，在事前是无法预知的。必须在行中make sense and improvise。不知道知行合一在这种（Spontaneous，simultaneous，instantaneous）情况下如何定义和解读。

3. 分析单元的问题。不仅single loop learning得到的具体知识，substantiveknowledge本身可能与具体的行（Contextually defined）不匹配，而且double looplearning得出的ability to learn （learning how tolearn）以及相应的architectural knowledge也会outdated和unfit。

4. 知行合一不应该是一个理想而应该是一个悖论。要保持理论和实践的张力。什么都知道了，估计就不去做了，不值得，没意思，没感觉，不喜好。要么易如反掌，要么知其必败。完全不知道，会有恐惧为难。迈不出第一步。

知之不知而与欲知，是知也。知后欲行，才有知行合一的可能性。

5. 与上述相关，行中不断继续求知，知行合一的游戏才能进行下去。Relearning和Unlearning乃是必须。Continuous curiosity 也是。想一想March和Levinthal的Myopia of learning，学习和经验都是有限的。从经验中学习更是有限度的。完全的知行合一永远达不到。否则，就不需要bounded rationality的假说了。

You think you know what you know and what you knowis actually what you know and it sticks to be what you already know.

5. 接着的推论，跟战略一直讲的组织与环境的fit，match，alignment一样，知和行的关系一定是一种dynamic fit。在positive cycle中，乃是互相促进和激发。可以借鉴宏观层面dynamic capability的论断过程。关键在于对知识的Reconfiguration。

6. 观察主体的问题。必须分清楚theory of，theory for，和theory about。文化人类学家Jane Goodall研究大猩猩，与它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开发它们如何解决问题的理论（deion of their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problemsolution）。

但这些理论是别人的，猩猩们估计无法了解（没能力，没时间，没兴趣，没有学习方法等）。管理者跟猩猩们区别不大。聪明的可能有时间、兴趣、能力和方法去学习这些理论（向学界或者咨询公司或者其它靠谱的外脑）。其实，这也是管理实践者最需要的理论。关于问题背后机制的理论。其管理含义不辨自明。

还有一层可能是theory for，比如给饲养员讲猩猩们的习性，如何喂养，保护，激励等。有关政府关系和政府决策的理论基本属于这个层次。但这种理论对猩猩们本身也没大用。它们不会怂恿动物保护学会去为它们奔走代言。企业家会。

大部分的理论都是theory about，around，或者regarding。都不是揭示机制的真正理论，而是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相关的理论，观察猩猩们和开发理论时应该注意什么。相关论文的题目通常是“走向XX”，“从XXX说开去”，“XXX研究的注意事项”，“一定要XXX”。

这些都是外围的畅想和说辞，不是真正的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倡导知行合一就是这种所谓的理论说辞的表现。跟“秋冬进补好处多”的说教一个路数。至少，人家还让你秋冬季节进补，没让你夏天主动上火。你这里让人家随时随地甚至一辈子追求知行合一。可能害人不浅。

应该反过来想一想，做研究一定要细化，要有具体的assumptions和boundary conditions，而不是一种universal valuestatement。

什么时候知行合一于事无补？

什么时候知行合一有害无利？

什么时候知行合一完全不可能？

什么人适合并可能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如何动态平衡？如何改变？行先变还是知先变？决定因素是什么？

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很多。这些都不一定不是伪命题或者坏实践。

7. Theory in Use 和Espoused Theory。这是学术文献中经常提到的（Argyris and Schon）。一种理论和知识是实践中实际在用的知识，可以是常说的tacit knowledge，implicitknowledge，或是know-how。特点就是working，ongoing，actually practiced by practitioners concerned。总之，实践者自己可能不知道或者无意识但实际在用。

而Espoused theory就是说出来的，externalized，便于应对外部stakeholders的。这不一定是codified knowledge。Codification，编码化，确实是一种externalization，但主要是技术层面的。Espoused可能就是大家都似乎信奉的而且可以随时脱口而出的说辞。比如，产业链，好品质。

8. 实践的主体。说了这么多，绕不开的话题是，“谁”应该知行合一。推崇知行合一的大多是王阳明这种述而不作的人。纯讲道理的人。真正的实践者，通常无暇顾及是否知行合一。先干起来，行动起来，尝试中纠错，行进中调整。Just do it!

他们需要的实践知识，学者大部分时间提供不了。偶尔能把部分过程和机制说清楚的很少。沙里淘金，机会成本太高。实践者自己感悟与梳理总结，可能是对学习外部知识的良好替代。

关键是要有悟性和自己学习的能力。没悟性，不聪明，没能力，学不学都不灵，也干不好。

也就是说，能干的，只去干就好，无需考虑知行合一。不能干的，考虑不考虑知行合一都没意义。过多考虑是否动作变形反而影响发挥。干脆别想。Forget about it！

Fayol，Barnard，Sloan，这些人都是退休之后才总结知识。他们可能在实践中比较有意识地践行知行合一。这些天才，可能既是优秀的实践者，也是优秀的学者。毕竟古今中外没几个。根本不值得提倡。再说一遍，他们的理论总结是在从实践退休之后。

德鲁克本人，也没有知行合一。他知道那么多管理真滴，实践秘诀，上至总统的知行，下至企业主的风骚，兼及非盈利组织和NGO的调教。那么智慧，那么“知”深“知”广“知”精“知”透，直接去竞选总统多好，用他的行把自己的真知在全球放大，造福整个人类。

其知被信奉了上千年的孔夫子，按照李零的说法，在其时代不过是个丧家犬。

当你真正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已经没有再给你留下时间了。而且，那也只是你认为你知道了而已。

9. 很多著名公知们也是一天到晚杞人忧天：一个不关注未来的民族没希望。一个不学习的民族如何如何。要知道，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一种尝试，一种摸索，一种改进，一种生活方式。Actionable learning可能是更有意义的说法。关键在于行动，而不主要在于行动是否合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种哲学上无懈可击的说辞，其实absurd。在实践上更是没有多大意义。真学的不可能不思。真思的本身就是在学。大部分人既不学也不思。这是常态。呼吁也没用。

萧伯纳说，1%的人思考，2%的人认为自己在思考，其余的人打死也不思考。

洞察人性，实事求是，比那些志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圣人们的道德说辞强多了。那些人基本上是行为艺术家。直接立功就完了。还要得瑟立言。传播一些Espoused Theory。自己如何上位如何立功的具体Know-how和Dirty-Tricks根本就只字不提。

10. 企业家不一定需要管理学研究。有悟性和学习能力的，从任何地方都可能获得营养。商学院和管理学对他们自然也是有帮助的。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在formativestage的学习至关重要。商学院做为学校就是给未来企业家和管理者打基本功的。

出师之后，再回来，不要指望这里能充电。你首先得有充电能力！有充电能力，满世界都是充电桩。

商学院，在你学徒阶段，就是帮助你提升日后随时随地的充电能力，Learning and recharging capacity。当然，这种能力也可以在岗获得，不断在实践中增进。在学校主要是设计和构建你的知识结构，学习方法，提升你的absorptive capacity，so to speak。

11. 学问和实践是两回事儿。尤其是社会科学。

学术有学术的逻辑。实践有实践的规矩。Mike Peng喜好用奥运会来形容学术的价值。跑的再快，也比不上汽车飞机，费那功夫干啥？也不一天到晚有狮子和流氓追你。更快，更高，更远，更强。挑战人类运动极限。学术就是挑战人类思维极限和学习极限。求真求美也求善。这本身就是目的。

管理学的知识，并非一定马上直接就要有用。这涉及上述充电能力构建和基本功的打磨问题。你学的是思路和方法，而不是礼拜一干啥，如何应用XX五步法。

12. 日韩经济腾飞，企业游走世界，基本上没看到与之相关的多少理论。他们的腾飞，也没啥理论支撑，也没去商学院问问谁，到德鲁克家或者哪个大师哪里磕头烧香。商学院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真正时兴过。

奥地利学派的学术从经济学到管理学影响广泛，靠的就是几个天才的大脑。跟其经济发展和国家地位与情形基本上没关系。

学术和实践的热闹没啥大关系！

美国的印度学者那么多，哈佛商学院仨院长现在都是印度人。没见印度学者跟企业有多少知行合一。

你说应该。但为啥没有？提倡了并呼吁了就有了么？

哈佛商学院的研究绝对前沿，而且是真实问题。但MBA的教学，弄得案例，基本上没有多少理论，都是时髦和潮流。没工夫学理论。

1990年代，你去问哈佛MBA，两年学了啥，他肯定读过很多日本企业案例，回答基本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你现在再去问同样问题。回答基本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中国人比我们做得便宜。

现在哈佛案例库的中国案例成百上千！影响大得很。有中国模式么？需要中国式的企业管理理论么？需要有关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么？给谁看？谁用？能否用？

你刚搞清楚如何在中国与外资企业打交道，中国就已经开始全球扩张，对外投资，outgoing FDI了。

别说新一代管理者不可能从总结当年接受incoming FDI的经验从而帮助他们走出去的outgoing FDI了，就连新一代的学者对当年的IJV文献都不熟。哪儿来的那么多知可言？

往大里说，组织内的知识经常断代。国家民族集体失忆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公知的臆想，无论出发点如何至高无上。

具体的理论（Mid-Range Theory）可能滞后，都是事后的总结（Retrospective Rationalization）。而大的理论，总括性的和规律性的，可能永远不过时。但对你礼拜一干啥通常没有任何直接帮助。

行动就是折腾。知不知，不是你想控制就控制的，想达到就达到的。

13. 有些人痛恨读书无用论。有道理。大都数人读书还是有用的，至少在世俗上和统计意义上如此。平均而言，收入和教育程度成正比。

相信读书无用论的，要么是无所顾忌的天才，要么是异想天开的庸人。天才，基本上靠自己整。吴晓波感叹BAT的二马办公室没书架。这代人没有几个天天要读书。而且其中一马还要粪土所有学人。经济管理学人。

这一个人成事儿是小概率事件。这类生猛之徒成事儿是必然的。读书人成事儿是小概率事件里的小概率。这也是知行不可能合一的铁证。无知者无畏。无畏者偶有所成。知道了就晚了，完了，歇了。哪儿来的知行合一？！

凡知者，多智者。智者，聪明人也。聪明人最大的硬伤，从行而言，就是看不起芸芸众生不聪明的人。而成事儿的过程中的执行者靠的正是这些人。

能把这一点看透而且下身份跟不聪明人一起装傻，那是大智慧，也许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但这是outlier里的outlier。根本不值得强调和倡导。而且根本也没有用。他们无法复制。

14．说到马奇和德鲁克。两者共同的惊人之处，是其浪漫主义。德鲁克自1950年代在通用调研和咨询后，就也基本上再也没有进过企业。靠的完全是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读的很多东西也是记者们的道听途说，包括很多谎言和纰漏。重要的是，每五年通读一遍莎士比亚。

试想，他会倡导知行合一么？从学长自己文中引用的话来看，德鲁克强调的是实践和结果。

马奇呢？虽然从学术上他强调知，探索与挖掘（Exploration & Exploitation），他对学术的评价标准，也只是从学问本身是否可靠，玩艺儿本身是否精美，品味是否地道而言。管理含义，你自己琢磨吧。他一直的观点，就是从experience去learn基本上是不可靠的，但即使如此，你还是要去learn。即使是Garbage can，也是有路数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因此，我感觉马奇虽然貌似不关心实践，实际上是更为务实的。他跟Simon从有限理性一路下来的工作都是实事求是。这是Carnegie学派行为决策研究的真谛。他们不从理想状态出发。

马奇本人肯定不会去倡导知行合一，虽然他不一定直接反对。

你举得两个学者的例子都是反例。不支持知行合一的说教。

总之，我十几年以来一致的观点就是：理论不一定指导实践，有自己存在的空间和逻辑道理。实践也不是为了检验理论，而是有其自身的实际目的。二者偶尔结合成功，不是常态而是奇迹。守株待兔是个传说但不足取。兔子不会老撞树，因为赵简子不是每天打猎。世界上不会有多少知行合一，不管你如何企盼期冀。

无论是西蒙和马奇以及Weick那样的学者，还是德鲁克与明茨伯这样的大师，研究管理的，基本假设就是人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么聪明。世界是复杂的，难以预知。需要渐进摸索，在黑暗中摸索，在错误中学习。这是常态。

知行合一这样的理想还是算了吧。如果是日常经营和项目管理，包括最早说的稳定行业和有章法的职业中的手艺人，没得说，你必须知行合一。You have to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但对于必须应对复杂世事的战略决策者而言，甚至包括日日蝇营狗苟的普通人而言，知行合一几乎不可能，也没必要。

当然，写论文主要是掰饬自己的观点，构建自己的小宇宙，去包络别人的小宇宙。关键在于定义和立意。你可以说，我说的知行合一，其实是这样的。你误解了，你的定义是片面的，你的XXX是不当的，云云。

这是一个误解天天都在发生的世界。你每天面对了几十年的人之间，都是如此。你也甚至可能知道误解的根源，但就是没法根除，自身抑或他人的行为犯贱，就是忍不住哇。

君子不二过。我等非圣人。

知行合一？Forget abou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