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有没有的腺什么的

1.

中国有些话真的经不起细想，比如：在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会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这件事彻底失败了，还会说，无力回天。

普通老百姓也会经常无可奈何的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 ...

天呀，怎么会这样呢？

中国人历来是把天看做是至高无上、主宰人类命运的位置，事实上，也真的是气候和环境改变人类历史。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非常渺小。

2.

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勤勉的皇帝，被评为大明王朝的“劳动模范”，大明王朝的覆灭，一方面是统治者施政有误，更重要的是贯穿崇祯施政始终的，是气候的恶劣和环境的恶化，使崇祯皇帝即便是再努力，也依然“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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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现世影响最大的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这样说：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郭沫若先生没有说到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鼠疫，但在他在文章里接下来引用了崇祯二年四月马懋才写的《备陈大饥疏》里描述的陕西灾情，已经有了疫情的出现：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

一年无雨，颗粒无收，人们开始吃草、吃树皮、吃石头，最后是人吃人。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马懋才所说的“食人之人... ...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事实上应该已经是瘟疫流行了，而且是鼠疫。

3.

1958年，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张孝秩等人编写的《传染病手册》，对鼠疫有过详细的描述：

鼠疫本来是啮齿类动物如田鼠、家鼠、鼷鼠、旱獭、黄鼠、兔及其他鼠类的特殊传染病，但可以借鼠蚤为媒介，传染给人，犬蚤和猫蚤也可能成为媒介，人蚤则带来人与人间的传播。

鼠疫传染极快，潜伏期很短，腺型为2—8日，肺型为数小时—3日。两种鼠疫中，以腺型最为常见。腺鼠疫常发生于流行初期，急起寒战、高热、头痛、全身疼痛，偶有呕吐、瘀斑、出血。发病间有淋巴组织肿大症状，其部位多在鼠蹊、颈部和腋下。于3—5日内因心力衰竭或继发败血症或肺炎而死，病死率约为30—70%。

肺型鼠疫可原发或继发于腺型，该病发展迅速，急起高热，伴有全身中毒症状，数小时后出现剧烈疼痛、咳嗽、咳痰，痰中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或鲜红色血痰。抢救不及时，大多于3日内因心力衰竭、休克而死亡。病死率高达90%以上。

此外，还有败血型鼠疫，病死率几达100%。

1900年，东北爆发鼠疫，1911年1月，年仅31岁的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扑灭了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被誉为国内外的防疫权威。

武连德根据历史资料，分析认为明代万历、崇祯年间西北地区确实发生过鼠疫。

这个时期的鼠疫是怎么爆发的呢？

根源还是在于气候的异常。

4.

曹树基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一文里对明清之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有这样的阐释：

嘉靖十二、十三年(1533—1534年)，大同边卫发生变乱，残余的党羽逃往塞外，投靠蒙古俺答。这批汉人叛民不仅从事军事方面的活动，而且在蒙古地面从事建筑和农耕，并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蒙古地面专事农业生产，导致山陕长城边外地区的农业人口迅速增加。

牧场变成农田对原有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土地的垦殖破坏了长爪沙鼠原有的生活环境，人鼠之间的大量接触在使人类鼠疫不断发生。

崇祯元年，在西北尤其是陕西，干旱与饥荒到处肆虐，人间已经成了马懋才《备陈大饥疏》里描述的情景，饥饿的人们不但把老鼠洞里的粮食挖出来吃，而且连死老鼠也吃，在人与老鼠密切接触的过程中，跳蚤把疾病传染给了人。

5.

崇祯皇帝很不幸的遭遇了非常反常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哈佛中国史》把他这一段儿历史叫做“崇祯之渊”。

崇祯刚一上任，干旱和饥荒和寒冷接踵而至，这次寒潮一直持续到17世纪40年代。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收录各地方志记载：

崇祯元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夜，江西南昌无风自寒，第二天，鱼浮蔽江，尽冻僵者；十月十八日，九江、湖口江鱼、池鱼皆冻死；十一月，湖北仙桃下凌，湖河鱼冻死，捡鱼者冻死，凌重，树木倒仆... ...。

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不仅仅是明朝人。在17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至少要经历一个月严寒。

女真人也许是受到明朝财富的吸引而南下的，但推动他们南进的因素也包括寒潮。

持续的自然灾害直接带来的是粮食歉收，商品交易停止，粮食价格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直接导致了社会治安的不稳定：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救灾，成了崇祯皇帝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6.

救灾，就需要钱，打仗，也需要钱。

可钱这东西最不是东西，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包括皇帝本人。直到崇祯上吊后，李自成打开他的银库时，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为了筹集救灾资金，在崇祯年代，还有过一次关于去哪里融资的大讨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也写到了这件事：

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士升上言：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

武生李琎，在后来的《明亡述略》里写作李琏，他以“为富不仁”为立足点，提出“搜括江南富户，上报姓名向官府交纳，推行向官府交待犯罪实情没收财产的方法”。通俗的说，就是官方打土豪，开仓放粮，稳定社会。

礼部尚书钱士升反对这种办法，他上疏说：

乡邑中有富裕人家，本来是贫民衣食的来源。地方有水灾旱灾，主管官吏命令他们出钱粮，均匀谷物救济饥民，一遇敌寇侵犯的警报，命令他们帮助城堡守御，富裕人家不曾无益于国家。如今把兵荒归罪于富豪人家剥削，讨论搜括他们的钱财而没收，这是秦始皇不施行于巴清、汉武帝不推行卜式的原因。

国家到处需要用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开源节流。

开源，加大税赋的征缴力度，于是人们把崇祯叫“重征”。

节流，崇祯二年，关闭了数个驿站，邮递员李自成下岗。

于是，崇祯的麻烦大了。

7.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地里不长粮食，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朝廷还依然征收税赋。

李自成下岗回村，被推为里长，村干部。

当时的陕西，已经是他的同乡马懋才描述的那么悲惨，可村干部李自成还要承担收税的任务，收不上来就要挨打或戴枷。

反了吧，于是就造反了。

此时，正是湖北、江西奇寒，河池鱼皆冻死的时候。

有故事说，在崇祯元年的元旦，兄弟们就推李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李自成说：“当问天。”于是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

寒冷中一场没过箭杆儿的大雪，给了22岁的李自成以信心。

而李自成最响亮的口号则是“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人心向背，于是，各地“流寇”蜂拥而起。

本来，李琏建议的朝廷主动打而没打的土豪，被起义军打了一干二净。

8.

终于，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

北京城已经没有了像样的守军，瘟疫爆发前，明朝驻京师军队10万人，瘟疫过后，只剩下5万多。面对杀来的闯军，守城官兵连一万也凑不齐。守城兵士“鸠形鹄面” ，“鞭一人起，另一人卧”，不是不爱国，实在是病的没有了力气。

《明史·五行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第二年骆养性在天津督理军务，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若大的北京城已是一座不设防城市。

朱由检把宫中3000太监都派去守城，就这样， 平均5个城垛才均一人。

也是大明朝气数已尽，崇祯从登基到上吊，赶上小冰河期，没有一年风调雨顺。

9.

李自成看雪问天，找到了信心，

崇祯也派人去测字，却看到了衰落。

相传，崇祯派一个太监去民间找人测字，宦官就说了一个“友”字。

测字先生就问：你要测问什么事呢?

宦官回答：国事。”

测字先生说：此字不佳，反贼早已出头了。

宦官听了吃了一惊，忙改口说：我要测的并不是这个“友”字,而是“有无”的“有”。

测字先生说：此字更为不祥，“有”字是“大”字掉了一半,“明”字去了一边，大明已去一半，此乃亡国之兆也。

宦官又改口说：非也，非也，我要测的是申猴酉鸡的“酉”。

测字先生不慌不忙地说：此字更是不佳，天子为至尊，至尊已经被斩头截脚。”

宦官咋舌而还，估计也没敢告诉皇帝。

可怜的崇祯皇帝，贵为天子，至死，也没明白，是老天逼死了他。

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是人间正道。

本文参考资料：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蔡磊 郑泉宝《大明日落》

《哈佛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