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种什么大豆好

作者：王若愚

许宏堪称“两栖考古人”：他既能身穿西装参加高大上的学术盛典，也能套着工作服趴在灰坑里探宝；既能思想在云端、追溯几千年前古人的宫城，又能深接地气、和村民坐在一起大碗喝酒；既能钻进书斋写高深的学术论文，又能面向观众搞“公众考古”，成为百万粉大V。其实，“两栖”的背后，贯穿的是他对于考古的诚挚情感，表达的是考古人特有的浪漫。

误打误撞走上考古路

1963年，许宏出生于辽东半岛的盖州，父亲是一名工人，家庭条件一般。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挖野菜喂鸡、养猪，拿着副食本到菜场里抢菜，回家做好饭等着父母下班。好在辽东半岛海产丰富，隔三差五他都能从街角的小贩那里买到蛤蜊、虾爬子等海鲜，不但新鲜还很便宜，有的一斤甚至只要三五分钱。回家之后，下锅用水一焯，就着蘸料下嘴，味蕾浸满了鲜香，便是人间至味。他还爱吃山楂罐头做成的“大红果”冰棍，偶尔生病了还能“奢侈”一把，吃上一罐黄桃罐头。正是童年时的这些记忆，让美食成为他一辈子的爱好，是调剂工作与生活的最佳方式。

读高中期间，许宏迷恋上了文学，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部头的文学著作，沉迷于刘心武的《班主任》，追着看《十月》《收获》等文学杂志。每次阅读完毕，他都要激情澎湃地与同学进行讨论。大家自发组成文学社，创作的作品用蜡板刻印下来，印制后在学校里流传。在他的人生规划中，文学梦无疑是最美丽的梦想。

1980年，许宏在高考志愿上郑重填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可惜没有被录取，阴差阳错被调剂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那时，他对考古没有什么认识，入校后发现满校园都是文学青年，文学社的大喇叭里广播着同学们的作品，一些好的诗歌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许宏一度产生了转专业的想法，但那时学校管理十分严格，最终未能如愿。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光，不甘心就这么堕落下去，他只能逼着自己培养对考古的兴趣。

到了大三、大四，考古系会安排毕业实习，就是做田野考古。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刘敦愿在山东大学执教，曾多次带领学生前往山东多地进行田野考古，使之成为山东大学的一个招牌。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这也成了一个分水岭：有些学生好不容易靠高考跳出了农门，结果天天还是在田间地头劳碌，感到这一切绝不是他们想要的人生，于是就彻底告别考古；也有一些人，从田野考古中尝到了甜头和乐趣，坚定了从业的信心，就成了铁杆考古人。

许宏无疑是属于后者，他先后去了山东新泰郭家泉东周墓地、山西侯马北坞古城等地实习，在拿着手铲、探索未知的过程中，彻底迷上了考古。他说：“手铲下总会有惊喜出现，有时是陶片，有时是铜器，有时也有人骨。我渐渐感受到那种发现之美和思辨之美。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从此，他投身于考古事业之中，不断为社会带来惊艳的发现。

许宏形象地描述，考古学就是文科中的理科，考古工作者游走于古代和现代、城市和乡村之间，同时又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学好“黑板考古学”或“扶手椅（沙发）考古学”基础上，更多的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全面掌握实际操作能力。

惊喜发现丁公陶文

1984年，许宏毕业后留校担任辅导员，当时他的年纪和学生相仿，大家相处得也很愉快，但许宏的志向却是回教研室教书、搞科研。系主任很是器重他，开导他说在系里发展，比考古教研室的一般教师上升余地大。但许宏不为所动，带完一届学生后就坚决回到教研室任教，并读取了在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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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的本科毕业论文主题是先秦时期，和他一起留校的同学论文主题是石窟寺，刚好以汉代作为分界，于是学校就安排这两个新生力量一个搞“前段”、一个搞“后段”。许宏说就这样又一次误打误撞，先秦时期就成了自己毕生努力的方向。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系开始发掘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的丁公遗址。1987年、1989年、1991年，许宏3次带领学生前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经历了其中最为艰难的初期考古阶段，发现了一大批宝贵的历史文物，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刚开始时，老师和学生们都住在附近的村庄，住宿条件很差，但大家都意气风发，每天唱着歌去遗址发掘，把附近的农田称为“希望的田野”。后来，在苑城建成了一座3层小楼，作为考古工作站，住宿条件才得以改善。每天上下工，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穿行在乡间田野，成为当地的一道风景线。

1991年秋天的一次发掘，许宏负责管理和指导遗址生活区工作的同学，同时兼顾遗址东部城墙和护城壕所在探沟的给号工作。所谓给号，就是给特定的遗迹编上号码，确保后续研究工作有序展开。当一位队员清理一个灰坑时，他给出了“H1235”的号码，不曾想随着坑里陶器残片的清理，居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号码也随之变得格外有名。

考古队在当地聘请了一批民工，协助他们清理陶器残片。一名女民工意外发现有一块上面居然画着各种各样的道道，就赶紧拿过去给许宏看。许宏看后只感觉眼前一亮，这些“道道”共5行11个，笔画流畅，多为连笔，排列较规则，刻写有一定章法，已经脱离刻划符号和文字画阶段。其中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似。直觉告诉他：“这应该是先人留下的文字！”

当时人们认为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而且一般刻在龟甲、兽骨，以及青铜器上，但从来没有发现过在陶器上刻字的。山东大学对这一发现也比较谨慎，先后多次召开研讨会进行讨论，并拜访了多位业内知名专家。经过1年时间的反复论证，1992年12月，山东大学正式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据专家分析，丁公陶文的大致年代应为龙山文化晚期偏早，其绝对年代在距今4100—4200年之间。知名考古专家俞伟超曾断言：“由于这个发现，一下子就把我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往前推了八九百年。”丁公陶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古文字，对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11个字的含义，专家们也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其所描写的是部落里一次进献物品的过程，意为“何父以驯养的狗上献，有邪佞之心，将他交付惩治”。

1992年，许宏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徐苹芳教授，把先秦时期城市考古确定为研究方向。通过梳理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近千座城址，许宏对中国古代早期城市的发展脉络有了贯通的感觉。徐苹芳教授性格耿直，多次高声疾呼要保护北京古城，强调经济建设要为遗产保护让路，反对拆除北京胡同，被誉为“考古界的良心”。徐教授治学与做人的风范，对许宏产生了极大影响。

遇见“最早的中国”

1996年博士生毕业后，许宏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考古研究所从事科研。1999年，他在36岁的年纪成为“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这时，距离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刚好过去了40年。

1959年5月15日晚，71岁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带队考察途中，在日记中写道“至二里头村饮水”，这也是二里头第一次曝光。40年间，在赵芝荃、郑光两任队长的带领下，二里头考古队取得丰硕的成果，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谱系和编年系统，并通过1号、2号宫殿、铸铜作坊以及出土铜器、玉器的贵族墓等重要遗存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都邑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部分史学家更是推断这里为夏朝都城。

刚刚走马上任的许宏，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前辈工作这么出色，还有什么是留给他做的呢？加之从没有参加过关于夏商和二里头文化问题的讨论，以一张白纸的姿态走马上任，又如何让其他对此有深厚研究的学者们信服？他如同被放在聚光灯底下，有一种被烤着的感觉。

但许宏感受更多的是幸运，是那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自信自己这张白纸一定能够画出最美的图画。一次河南当地的偃师高中邀请他来作讲座，讲台下黑压压一千多名学生，有学生递纸条问他，这么大的博士居然来这小地方，不觉得屈才吗？许宏当场纠正：“在中国成百上千的考古领队中，能有机会来二里头遗址，能在中国文明史册上留有名字的圣地工作，何其有幸？”

二里头夏都遗址

二里头的野外发掘分为春秋两季，春季是从3月份开始，到6月底转入高温后转入室内整理、修复阶段，秋季从9月份开始，到11月结束。许宏就像是一只候鸟，到了季节就从北京飞往河南，导致女儿埋怨他说，“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爸爸都不陪我玩儿。”从北京出发到偃师，许宏最喜欢、也坐得最多的是K字打头的过夜车，在车上睡一觉就到了，不耽误事。

正是这种独特的作业时间，让许宏抓住“捡漏”机会，有了一项重大的发现。一次他翻阅档案发现，1976年秋季考古队在钻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在其东侧钻探出一条大道，南北向，已追探出200余米，后因冬季麦田浇水而中止。不知何故，在此之后再也没有跟进发掘。长期研究城市考古的他产生一个灵感，顺着这个线索挖掘下去，或许能够搞清楚当时的城市布局。

2001年秋，许宏拿起这条中断25年的线索，找到了由南至北纵贯遗址中心区的一条千米长的大道。在钻探过程中，有村民说自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许宏考虑到可能小麦地下有夯土建筑基址或城墙，导致土壤异常，于是派人去钻探。他们顺藤摸瓜，最终勘探出了一条东西向大道。这条大道向东延伸，正好与之前的南北向大道垂直交叉。就这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十字路口”浮出水面。

随着钻探的深入，考古队一共找到4条大道，它们构成工整的井字形结构，把宫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区等已发现的遗迹划分在不同区域内。紧接着，许宏和队友们继续勘探、发掘，在2003年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就这样，一座雄伟壮阔的宫城就“呈现”在人们面前。许宏自豪地将之称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虽然它的面积仅有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却开启了一场质变。在二里头之前，宫城都是因地制宜、形状不规整的，二里头却引领了宫城规整建造的潮流。这一重要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许宏说，能够把掌握的有限线索、支离破碎的东西串联成证据链，像拼图一样拼出场景来，离不开推理和想象，关键是要做到大胆想象、小心求证。正是靠着多年的学术积淀和田野考古经验，他“想”出了一座宫城——这缘于他坚信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应该有圈围设施存在。

当时的中国考古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从注重于关注发掘“物”，寻找文物、房产、建筑、聚落等“不动产”，转而关注“物”背后的关联、背景和意蕴，努力去还原生活在里面人的社会活动。许宏称之为“全方位的社会考古”，并将之付诸于二里头的考古实践之中。

2002年4月中旬，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一名队员跑了过来，压低声音向许宏报告：“许老师，出铜器了！”他赶忙跑到那处探方，沿着铜器和人骨小心清理，认定这里是一处重要的遗迹。白天他们抓紧发掘，晚上安排男青年轮班看守，还从村民那里借来了大狼狗，确保遗迹安全。

经过几天时间操作，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绿松石片，一片又一片，极为细小。这些小碎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断续分布，总长约70厘米。按照此前的考古习惯，很可能把这些绿松石一片片抠下来收集，这样虽然也能够保护到绿松石，却破坏了连接他们的器材，以及本身的造型。许宏决定把绿松石连同尸骨和土壤一同切割下来。

当时科研条件有限，他们没有起重机，只能先把墓的下部和周围清空，塞进去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6个男队员一起费力把木箱扛上了吉普车，开到了工作站，结果大家实在抬不动到二楼储藏室，干脆就放在一楼许宏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就这样，许宏与这位贵族的尸骨“同居”了一个多月，直到后来运回北京。

经过耐心细致的处理，一条曲伏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得以显现，长64.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鳞纹、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这条栩栩如生的“龙”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属独一无二，被专家们誉为“超级国宝”。

许宏后来推出著作《最早的中国》，提出二里头遗址代表的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二里头文化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许宏认为，这里即为“最早的中国”。

队长就要走好“平衡木”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许宏是个“多面手”。除了工作上勤勉尽力、搞科研一丝不苟以外，同事和熟悉的人都评价，他在生活中能够做到人情练达，说话柔和，做事周全，把各方面的关系都能够处置妥当。

许宏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要想考古就得先学会“拜码头”，跟遗址所在地方的政府和村民搞好关系，这样才能保证田野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因为国家每年给考古队的经费有限，雇佣技师和民工的工资，损坏村民庄稼的赔偿，水电等各类开支却逐年升高，如果队长是个白面书生，仗着自己是北京来的，时时处处还端着，那就会不停地遭遇麻烦，甚至还会有钉子户上门来闹。

他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招法，就是请村民吃饭喝酒拉关系。用许宏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地方各级干部喝得了酒，和企业家们能应酬，和老乡拍得了桌子、扯得上皮”，花小钱、省大钱，才能办大事儿。酒桌上许宏很豪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顿能喝大半瓶白酒，得到了从市里到村里各级领导的认可，村民们也很买他的账。后面再有类似工资、赔偿之类的事情，处理起来也顺畅多了。

许宏在陈列室观察陶器

当考古队长还要管吃管喝，后勤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当时伙食费有限，他们从本地雇了师傅做饭，常吃的就是当地的烩面，偶尔才会做一顿米饭，调剂南方队员的胃。许宏经常像当地村民一样，蹲在凳子上，端个大碗，歪着脑袋吃面，觉得只有这样吃才过瘾。偃师有一家牛肉汤馆，门脸黑乎乎的，桌椅还比较破，但味道地道。考古队不但经常去那里吃饭，甚至有知名考古学家到当地来考察，也会被队员拉着一起去，在店门口摆上几张凳子，吃出一身大汗，间或交流下学术问题，感觉特别的过瘾。

正是因为自己关注吃，许宏也想到了先民们“吃”的问题。原先考古是“除了土啥都要”，随着理念的转变和技术的发展，在植物考古学家的指导下，他们对以往熟视无睹的土加以“浮选”，就是将土样放入水中，让较轻的碳化植物遗骸浮出，再作进一步的科学分析，结果获取了丰富的信息：二里头的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不同的种类，可以说是五谷齐备，其中粟和黍是最主要的农作物。而遗址出土的动物种属鉴定则表明，二里头人获取的肉食资源中，家猪一直占大宗，但他们也采集螺蛳、打鱼，吃得可谓十分丰盛。

二里头考古队每任队长都干了不多不少刚好20年，许宏也延续了这个传统，在2019年辞去了队长职务，但仍担任考古队队员，只要时间允许也会经常来二里头看看，与昔日队友讨论工作，与当地父老乡亲叙旧。白天他在房间里写东西，写疲倦了就到遗址走一走，站在自己发现的“十字路口”，看看宏伟的宫城，看看自己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心里总是会充溢着骄傲和自豪。“河南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许宏这样介绍他与河南的感情。

让考古走近大众

在许宏口中，自己曾经是个“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学家，根本没有面向公众的想法”。二里头考古期间，他曾带领其他考古队员，将一系列重要发现汇编成《二里头考古报告》。这一套五卷本的“大书”，虽然在业界颇受好评，但有读者反馈，“你们考古人挖了半天，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天书，大家还是看不懂。”于是，许宏下决心把考古报告的“文言文”，通过文学的手法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把要讲的故事讲明白、把要说的话说明白，让考古与群众走得更近。

2004年是许宏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干上考古队队长不久，还处于“多做少说”的阶段。随着接连取得一大批重量级的考古发现，他进入了科研的高峰期，也着手开始写通俗文章，向观众科普考古知识。考古前辈王仁湘先生曾经说过，和公众的交流是一种良性互动，对学者有反哺的感觉，做考古科普工作，公众会向你提问，这让你回到学术领域再进行一些思考。许宏深深认可这种说法，也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找到了这种感觉。

这些年，许宏接连写了许多“小书”。《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构成了“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距今三千多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大变局进行了讲述。在书中，许宏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他认为从二里头时代到汉代时期，中国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态是“大都无城”。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种颠覆，因为那段时期正是典型的华夏族群的上升阶段，“大都无城”体现了最早的文化自信。

此外，许宏还推出了“考古纪事本末”系列，包括《发现与推理》《三星堆之惑》；“自选集”系列，有《踏墟寻城》《溯源中国》等。他保持着高产，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准备每年至少写两本，一直要写到70岁，把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全盘呈现给读者。

除了写书，许宏还开通了微博，粉丝达110.9万人。在B站，许宏发布了20多条科普类的视频。工作之余，他经常在网上与年轻人互动交流，遇到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还会及时回答。他认为，这种互动交流形式，很有可能一句话影响好多人，可以算作远程教学交流。还有的学生说，自己老师讲的和许宏说的不一样，刷了他的微博才醍醐灌顶，原来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看！许宏认为，这就体现出网络公众考古践行者的价值。

但他并非是一味迎合潮流，而是有着自己的原则与坚守。这些年，《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系列作品大火，让人们对“考古”的兴趣大增，也使得“盗墓”成为热门话题。对此，许宏认为这些就是纯文学作品，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考古学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关作品的兴起，恰恰说明大众并不真正了解考古，对考古还有很多误解，因此自己需要做点“祛魅”的工作。

考古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不但考验着本人，也考验着家庭。年轻时与爱人女儿聚少离多，女儿记忆里始终缺少父亲的陪伴，免不得有些埋怨。后来夫妻俩参加一档节目，妻子嗔怪说：“从买一个鸡蛋到买房子，以前的许宏是什么事儿都不管，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就很享受。”许宏连忙否认说“我是热爱生活的人”，还自嘲别人都是嫁鸡随鸡，自己家却是嫁鸡养鸡。幸好在报社工作的妻子独立、能干，几乎是一个人把孩子拉扯长大。自从辞去队长职务后，许宏在家的时间明显多了，每天都让妻子去买菜，他亲自下厨掌勺做饭，享受这种为家人服务的感受。

站在二里头的滚滚麦浪中，许宏眺望着遗址，仿佛那座几千年前的宫城全面而立体地浮现在他的面前。事实上，经过三代考古人的接力，只是发掘出遗址现存面积的不足2%而已，距离我们把宫城全貌看通透还有很远的距离。有专家测算，全部发掘完二里头遗址，可能还要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一代代考古人用千年时间，去破解几千年前历史留下的秘密，谁能说这不是终极的浪漫呢？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