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染病谜局 1、H1N1猪流感病毒不可能短期内自然形成 据报道,“专家称,此次的猪流感病毒代号为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新毒株,它包含人流感病毒、北美禽流感病毒和北美、欧洲、亚洲三类猪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现过混合了人、禽和猪三种流感病毒的毒株,但从未见过这种跨洲组合的猪流感病毒。”(新华社)上述信息可能是说,原来发现过的“混合了人、禽和猪三种流感病毒的毒株”,有可能是在同一个国家或者同一个地区发现的,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而这一次的毒株在地缘特点上,却是一个“杂种”,而且是“杂种”之上的“杂种”,本来“混合了人、禽和猪三种流感病毒的毒株”就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而在此基础上又加混合了“北美、欧洲、亚洲三类猪流感病毒”的特征,真正是“杂种”的平方了。小小病毒在环球做了大旅行,进行猖狂地杂交,并且综合了人、禽和猪的基因特征,真是神通广大啊! 如果从偶然和巧合中可以创造出有高度秩序的事物,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去相信一只猴子在电脑键盘上可以敲出一部《红楼梦》来。如果按照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凭着自然选择的漫长过程,从禽流感病毒升级到新型的猪流感病毒至少需要一百年,但是这些基因片段却惊人地侥幸组合到了一起。 病毒的复杂性是基因突变所无法解释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试验室人工合成。我们怀疑:只有美国和日本的生物实验室,才具备如此的科研实力。 2、H1N1猪流感事件的蹊跷细节 禽流感、非典和猪流感的特效药都是一个药物——达菲,达菲的专利掌握在拉姆斯菲尔德为最大股东的美国罗氏制药集团手中。 一贯的规律都是:先有病毒,后有相应的疫苗。而这次顺序颠倒了:疫苗先于病毒研制出来了。除非病毒事先在试验室里被秘密制造出来,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猪流感病毒对中国人、墨西哥人造成死亡,对美国人只是造成腹泻!?莫非美国人的基因有天生免疫力!? 读者朋友可能要质疑的是:假设病毒是美国研制的,为何这次美国和日本也有猪流感病例,他们会自己害自己么?我可以用这样的答案来消除大家的疑惑: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人士,自己事先有了解药,在暗算对手之际,陪着对手喝一杯毒酒,恰恰可以起到迷惑对手的作用。 为了卖杀毒软件而先制造电脑病毒的手段,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真的出现在生物技术中。从除草剂与转基因大豆的模式来看,它其实已经出现了。既卖矛又卖盾,在美国那里实现了。 韩非子讲过,做马车的希望人们富贵,做棺材的希望人们死亡,并非是一个善良,一个险恶,而是利益使然。所以我们分析问题也要从利益相关原理去分析。 猪流感的流行对谁有利?谁有能力制造如此精确攻击的基因武器?美国药厂获得滚滚财源,美国政府获得打基因战的经验。只有美国有这能力,因为它大量地偷窃了中国人的基因数据。 中国“非典”事件,谁是最大的嫌疑犯 在出现首例SARS病例的同一月中,BBC报道称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流感病毒正在蔓延,数以千计的人将因此而丧生。2002年11月,病毒学家云集于马耳他讨论即将发生的超流感传染病时,一位Erosmus大学的病毒性教授说,“不管我们开发出什么样的科技,知识和技能,最终决定事情走向的还是那些立法者和政客。” 谁将这些微生物病原体学家召集到马耳他的?谁预先知道了该次恐怖的传染病的爆发时间?微生物病原体学家早就知道一种变异了的病毒将引起SARS?与其说SARS是一种医学现象,还不如说它是一种世界地缘政治操纵的结果。 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件怪事是,药业巨人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于2003年2月遭到中国官方指责,因其自称它的Tamiflu产品(中文叫“达菲”)对广东省由鸡传染的流感非常有效。病毒刚刚出来,他们就早已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级速度制造出了疫苗,并且包治百病(禽流感,SARS,猪流感),这到底是科技先进还是早有预谋? 罗氏制药和吉利德科技公司(同属于美国罗氏制药集团)是铁杆的商业利益联盟,吉利德提供原料,罗氏制药生产成品。“达菲”的主要成分是被普遍用于治疗常规感冒的神经氨酸苷酶抗化剂。神经氨酸苷酶抗化剂由美国的纳斯达克挂牌企业吉利德科技公司(Gilead Sciences)研制开发,并于1996年获得专利。该公司的年销售额已超过了16亿美元。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一直都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就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根据财产申报,截止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拥有该公司价值2500万美元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之一。2001年,该公司股价从35美元涨至47美元。 SARS在中国的扩展有着太多的谜团。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特别提出,感染SARS的中国大陆病人有96%并无明确的接触史。也就是说,在国内感染SARS的病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那样可以找到传染链,而中国大多数的病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得这个病的。患者与患者之间并没有经过密切接触,而且主要来自广东与北京两个地区。 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好像得到了非典的格外关照,对非典具有特殊的免疫力。奇怪的是,美国版的SARS要比国外的病例轻得多,以致医生们建议称之为MARS,即良性尖锐呼吸道综合病症。这也许是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SARS。而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华秘密地收集中国人的基因血样。 2003年10月,一场抗击肆虐一时的非典的战役暂停之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童增撰写了一本名为《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的书。在书中,他向全体中国人发出这样一个警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1998年,我参加过一个‘中国西部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 亲眼看见血样采集的童增,重述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十分气愤: “美国人给中国老人采样时,一张滤纸,上面有5个圈,每个圈有1分钱硬币那么大,每个老人的血要将这样5个圈滴满才行,因此每个人至少滴11滴血。采样的要求十分严格,例如第一滴血不能要、不用碘酒等等。” 也就是从那时起,童增开始关注人类基因问题。他请教了许多遗传学专家、查阅了大量基因资料。 “中国的基因流失让我感到中华民族受到的潜在威胁。这是把双刃剑,通过它控制人种是件可怕的事情”。 中国的基因流失的事并非空穴来风。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许多美中合作的人体实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中国留学生回国做项目,在中国人中进行人体试验,然后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DNA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 90年代初期,美国在北京、河北等地获取了中国百岁以上老人的血样带回美国进行研究。1995年,美国一个机构在中国北京、成都和杭州3个城市一共采集了300个老人的血样,然后送到美国。美国某机构大为惊喜,随后,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通过美国健康研究院进行资助,由美国杜克大学具体实施,策划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在中国22个省市进行1万个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采集,进行中国老人的遗传基因研究。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有一些日本人办的企业,日方老板要求中国打工者定期进行体检,进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当地的医院去抽血进行体检,而是在工厂里抽血。每年要抽几次血体检,最后也不告诉你究竟有什么问题。日本工厂让中国打工者在自己厂里一年抽几次血究竟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答案。 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计确诊病人为8437人,而非典累积病人集中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加上华人比较集中的新加坡,合计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华人非典确诊病人,共占全球非典确诊病例的96%以上。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余地区,合计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积死亡人数为813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华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非典事件中华人的死亡率高达96%!?而非华人的死亡率为4%!? 结合自己5年来对基因问题的关注,童增认为怀疑非典是专门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以上事实、数据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但是,天佑神州。美国在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面前失算了。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要想研制成功有效的抗非典疫苗,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而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等待中国人的必然是超级瘟疫所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命运。我们的中医,并不用去分析什么基因图谱,而是根据病患症状进行中医特色的分析,将非典纳入“温疠”范围辨证施治,举重若轻,疗效神奇。用一个老中医的话讲就是:“我们中医看病,不必去搞清敌人是谁,把人体调整到正常状态就行了。谁去杀敌,用什么武器去杀敌,那是人体自组织系统的事情。”这正像毛泽东的战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以,阴谋被粉碎后,美国视中医药为实施其亡华乱华政策的头号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非典过后,马上就上演了国际势力支持的方舟子对中医药的诋毁和无良教授张功耀全面取缔中医的狂妄叫嚣。 要想灭掉一个民族,需要先对其进行观念的欺骗——愚华是亡华乱华的前奏。好在中国人民没有糊涂,我们不但没有听信敌人连环计而取缔中医,反而把中国中医研究院升级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能够武力征服便直接占领,不能武力征服就玩弄阴谋诡计,这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高明所在。正是凭借战争与阴谋的软硬两手,美国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美国散播病毒的意图何在? 借助所谓的“金融危机”,美国除了金融上要赖账,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继续统治世界,以保持其经济掠食特权。整个民族不劳而获、长期奢华消费的美国,在寄生生活即将山穷水尽的境地,作困兽犹斗之状,对内对外计诈百出,无所不用其极,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次贷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使得全球人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引来的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同时利用生物武器搞精神威慑,逼迫全球屈服于美国的淫威,继续遵循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 利用基因武器做初步的演习,积累经验和发现漏洞,以备今后对垃圾人口实施灭种,缓解全球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即使妙计难遂,那么退而求其次,最低限的成果是通过贩卖流感药物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2003年的非典,瘟疫当前,全国上下高度统一,众志成城,终获“抗非”成功。中国侥幸躲过大难,关键是因为有古老的中医在庇佑着我们。我们这次还能够这么幸运么?忧患兴国,逸豫亡身。人们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因为第二波(变异)病毒的冲击才是最具有致命性的。 % K$ X& d' p& V, s1 [5 V$ x$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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