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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 ], j+ O' x' \. g# G 作者:陈志武/ A+ y( v/ b5 i; q0 f* X9 C" U6 m
来源:东方早报5 g' `$ ^( v/ w* j
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弊端。比如,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改变。, \$ ]& X" c- }% M+ W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减少了一半。
( ?* Z2 z( x [ 而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 r0 o$ J D$ R6 k3 c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保证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和项目上?
" u- a8 V5 y+ {: M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数据支持。
& P& L# Y0 h% `0 I0 { 另外,尽管1970年代、19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我们今天生活中用到的各种科技,特别是跟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留下来的。因为那些离民生太远,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而之所以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是因为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官员们按某种方式去做决策。相比之下,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 \, Z( p7 \6 N* A3 m4 l! i 归根结底,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 d) C1 c, Z! J- d; g7 u; K$ r 如何改变?我主张两点:第一,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5 [; H6 Z% P5 q
(作者系经济学家,本文摘编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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